学生札记|郑鑫：毛子水与《自由中国》

 编者按

       继9月28日陈伟铭同学的学年论文分享，今天再与大家分享一篇历史学专业学年论文作品。凭借该篇论文，作者郑鑫同学获得历史学院第二届本科生论文大赛二等奖，在硕士生推免的科研素质测评中取得3.73分，名列第二。文章内容近三万字，本文为选登。

毛子水与《自由中国》---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形态的一个考察

摘要：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海峡两岸政权分立对峙实为中国20世纪后半期的重大变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毛子水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员随国民政府迁台，参与到以《自由中国》杂志为代表的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最后一个“据点”的活动中。由于受到巩固政权、维系国家生存的现实需要和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在毛子水身上表现出重视国家利益、相对保守的倾向，体现了自由与权威两者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代表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面向，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命运。

正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美国改变对台湾问题的袖手政策，派出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复台湾，并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经济的援助。台湾获得了相对的安全，“国家”沦亡的危机暂时缓解。而国民政府任用自由派官僚的“开明样板”时期也由此走向终结。50年代初的国民党改造运动选择让蒋介石父子独裁式掌握党政军大权，以“反攻大陆”为口号在台湾地区维持戒严战争状态，建立了完整的党国体制和严密的社会控制系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与当局产生摩擦，毛子水本人受到一定的影响，将自己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观念更加清晰和明确的表现出来，反映在《自由中国》杂志内则是发生了经历和观念不同的“老派”和“少壮派”编辑的冲突和分化。        1951年，《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刊发了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大胆质疑近期政府正是通过布设陷阱诱使民众犯下金融罪。动机很可能是办案人员甚至政府本身贪图破案后的大笔奖金，要求政府详查、检讨、认错和处分。虽然文章最后强调杂志是出于对政府的爱护之心和对政府威信的维护之愿，但文风犀利、用词果敢甚至有些不留情面，被远在美国的胡适夸赞“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不过，这篇文章毫不意外地触怒当局，雷震家宅被当局特务盯梢一下午，保安部副司令彭孟缉扬言抓人。        经过雷震与政府高层人员的接触，《自由中国》内部编辑委员会原本商议决定以集体名义致信王世杰等高层人士表示“遵照息事宁人之宗旨，撰拟下期社论”[1]。雷震将此事汇报给毛子水，毛子水出人意料地亲自修改信件，“语气较原来为强硬”[2]，让雷震都有些意外：“毛子水最平和，平时劝年轻人不要动火，此次他特别生气，前晚听到我之报告后，他竟晚间睡不着觉，于此可见他认为自尊心伤害太甚。”[3]不过雷震与陶希圣王世杰等人再三磋商，还是刊登了一篇几乎是认错检讨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           但问题并没有了结。胡适在美国一直关注着《自由中国》的发展，雷震也将杂志寄给胡适阅读。胡适先夸奖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又紧接着看到《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一文，明锐觉察到“这必定是你们受了外界压迫之后被逼写出来的赔罪道歉的文字”，并声明要辞去“发行人”一职：“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达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4]           此信在《自由中国》一经刊出，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雷震本人深受其害，被军法会审传讯、党规制裁，连毛子水也被牵扯其中。雷震的朋友陆京士告诉他，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托他去美国看望胡适，“並谓毛子水不赞成登载此信，是雷震乱来”[5]，意图通过被视作胡适代言人的毛子水主动为胡适这一“与当局作对”的行为找台阶下，缓和彼此的关系，并将所有责任推到雷震身上，为针对雷震找借口。雷震十分气愤，饭后即访毛子水。毛子水表示，“若不是上次那三个特务，他也不赞成发表此信，不过胡适函前面的话是要发表的...并说在编辑会中...未反对过”[6]，恐怕当局如此解读胡适的辞职信也出乎毛子水的意料。不过，此时毛子水已不再是气愤，而考虑到胡适一贯爱国又拥护政府的形象和自己的类似立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息事宁人的口吻安抚雷震。雷震便请他致信陈诚说明。最后还是陈诚出面向胡适表示政府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算是了结了此事。          虽然毛子水不是这次风波的直接参与者，但这一事件对他的文风和思想影响深远，为我们展现了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在政治社会层面的深层脉络。首先，作为看重秩序和维护权威的年长者，在政府权威和个人自由发生矛盾时，毛子水选择尽竭力保持甚至强化杂志早期以温和口吻规谏政府的风格，相当于对当局的干涉作出主动妥协，收缩杂志的言论强度避免再次触怒当局，甚至认为过于严厉的批评政府有损于国家利益。1952年，毛子水决定取消杂志中短小犀利、用词刺激的短评一栏，对执笔短评的夏道平表示了不满。而夏道平恰是《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的作者。毛子水反对刊登一篇雷震和夏道平都觉得不错的，对香港第三势力和国民政府俱有批评的文章，认为作者无一可取，甚至连文稿都没有带到编辑会议上。他还反复修改一篇针对蒋经国负责的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批评文章的用词。傅正与雷震连续撰文抨击蒋介石三连任“总统”违反“宪法”时，毛子水则力劝胡适不要对蒋介石三连任发表公开意见。这样，毛子水与社内慢慢占据主导地位的年轻编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以至公开化。毛子水于1953年9月、胡适辞职后半年辞编辑主任之职，直接原因是他与一位年轻编辑对文章措辞是否合适发生争执，批评这位编辑“脑筋不清楚”[7]。性格温和的前辈如此评价后辈，并生气到辞职，十分耐人寻味。而1953-1957年，雷震日记中记载了多次毛子水对杂志文章的修改和不满：“下午阅稿时，毛子水来...我知其要看对张其昀之社论，果然将该社论改之又改，並将小标题‘敬质中国国民党’刪去”[8]“晚间《自由中国》社开编委会，毛子水出席...认为批评政府是有损国家利益（大意如此，反反复复，措辞欠明）”[9]而殷海光、戴杜衡与傅正等年轻编辑对毛子水也不愿假以辞色，向雷震直接表达了对毛子水的不快：“晚至海光处，告以毛子水参加而不领车马费，何以海光上周不来开会？海光说他不来，不与毛子水不来相提并论...他说戴杜衡...说毛不来还好办些”[10]“戴杜衡闻之甚不快，拟今日不出席，大家劝他不要与毛计较”[11]“政府是政府，国家是国家，政府不等于国家，但国民党政府常以国家的外衣掩护政府，然后又以政府冒充国家。像毛子水这种也算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编辑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居然也分不清。”[12]《自由中国》社的年轻编辑以确立知识分子独立的社会批判位置和直言针砭时弊的魄力不断积累力量，不再采用草创期先恭维当局再提出意见的“小骂大帮忙”式的言论。毛子水则反复强调：“我以为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情欲信，辞欲巧’...批评一个人...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13]，差异不言而喻。其次，在国家与自由关系的理念性思考中，毛子水首先希望为政府行为和个人自由划定界限，使双方能在各自的行动范围内活动而不再有所冲突：他或是要求当局和舆论都保持相互“宽容”的态度，或是强调“民主是中华民国宪法所铸定的政体；我们所谓自由，当然亦是指宪法所保障的各种自由而言的”[14]，将法律作为政府施政和个人自由的界限和标准。“政府所以在政治上没有做到完全的民主，人民所以没有全数享受宪法所赋予的自由，最大的原因，就在我们忽视法治的道理”[15]。其次，毛子水认为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非但不会有损于国家，还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我们所要宣传的自由和民主，是无碍于国家的强盛和发达的...国家的存在，乃达到自由的一条最便当的道路。所以为着爱自由，我们不能不爱国”[16]“国民党是可以运用政权以导行比我们现在更民主的政治的...在政治上加强民主，大多数国民必然竭诚拥护，其政权自必日趋巩固”[17]。这种几乎是自由主义工具化和功利性的解读，或许带有一些策略性的目的，或就是毛子水的原本想法，这已经很难确定。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论述的扩展，毛子水也形成了一套“政府是自由民主的政府，拥护政府能够反攻复国，也能带来自由民主，导行民主还能让人民拥护而巩固政府”的逻辑自洽，相信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政府国家之间并不抵牾而能相互促进。由此看来，毛子水并不想放弃拥护政府和争取自由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只要可能，比如在反共议题上，他很希望两者得兼。1955年，当局宣称有“共匪”假借自由民主的招牌攻击政府施政缺点，迫使政府放松反共政策以创造生存空间。毛子水则撰写《为自由民主解惑》表示：哪怕会有共匪以此从事颠覆活动，但“民主和自由，是我们的金科玉律，无论在什么环境里，我们都应该信守勿违。”[18]只要实施法治、综核名实，颠覆活动便不会成功。政府实施民主的最大顾虑是可能导致政局社会不稳定，但如今国家政权坚固，民主和自由可以放心大胆地实施，如果不实施，反而很可能在与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的对垒中失败。毛子水对自由主义的这类论述，绝大部分有意或无意地遵循了“争取自由和民主有利于国家的强大、政府的巩固和反共的任务”的逻辑，似乎很希望以此打动当局，尽量放宽对批评言论的“敏感度”和限制。但作为个人或舆论的一份子，毛子水的态度却相对保守：他自称“政府党”而坚持褒奖政府，认为杂志需要帮助养成“健全的舆论”。议论政治的人需纯以正社会的视听、谋国家的生存和幸福为目的，而不顾一己之利害。1957年8月至1958年2月，当《自由中国》杂志从舆论批评走向联合胡适和台湾地方选举精英组建中国民主党时，毛子水并不赞成：“雷公曾希望胡适来领导组党，倒使他（胡适）有几分窘。同时毛子水又向胡适说，明天报上又要说胡适之倡导组党了，也使得胡适有些不知如何回答才好。”[19]“毛子水...对我（雷震）组党事不大赞成。”[20]毛子水向来主张向上委婉规劝，杂志言辞再激烈也只是言辞，还有可以修改或商议的余地，而雷震等人的组党运动已经跃出了这一范围，几乎是对当前政府合法性的严重伤害。        1959年，俨然成为中国民主党的运动核心刊物的《自由中国》度过了它的十周年纪念日。在11月16日出版的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刊上，雷震、傅正、胡适等有关编辑人员与蒋匀天、张君劢、陶百川、朱文伯等在野领袖人物、台湾地方精英或强调延续杂志的批评传统，或再次重申民主政治的必要，或继续传播反对党的理论和运动。而毛子水也发表了他在杂志社十周年之际的感言：“依我的看法...政府当局励精求治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崇敬的。十年来，我们...的进步亦可以说是我们以前所没有的...刊物...亦须支持政府良善的计划以增加政府的效率...要处处‘务大者远者’...较小的事情，似乎可以不必斤斤计较...说到‘大者远者’...共产极权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的斗争，一天比一天紧急...当时...创办这个杂志的动机，纯粹是一片爱国家、爱自由的诚心...相信自由中国社诸位先生，当初爱国家爱自由的诚心并没有稍减。”[21]对其他《自由中国》同人而言，反攻复国现阶段不会迅速实现，中共能够“侵略”台湾的可能性也不大，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党的戒严独裁统治，必须确立自由主义价值不可让渡的地位并促其实现，才能谈到反攻的问题。殷海光虽然敬重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但也曾与胡适就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和迫切性进行争论。而毛子水却强调当局值得崇敬、反共任务的紧急和杂志同人“爱国”的纯洁动机，将爱国家颇有深意地放在了爱自由之前。在1949-1959年这十年间，反共复国和拥护政府的主题在毛子水笔下反复出现，意味着毛子水对台湾局势的担忧、对国民当局的期待和对中华民国共同体的热情一直重于对自由主义的认可毛子水曾以瓶子和酒比喻国家和自由：不能因为瓶子破了，装不了酒，就把仅有的钱拿去买新瓶子---在社会资源缺乏和社会稳定来之不易的情况下，不能抛弃现有的国家政府，而应该先修好瓶子再买酒----应该先维护国家巩固政府，再去争自由。“建立国家最大的目的，就在保护国民的自由。所以我们不能因国家而损害国民的自由。但若国家败坏，则国民的生存且成问题，何况自由！这是争自由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的。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既能使国家维持适宜的权利，同时又能使人民的正当自由得以尽量发展。”[22]        以《自由中国》杂志为媒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原本便希望能够以自身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在政府权力之外开辟公共舆论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为政府提供建议和批评、宣传自由主义思想、落实真正的自由权利。这种空间显然是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甚至是作为其对立面存在的。知识分子享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甚至有权尖锐地批判政府，正如毛子水曾说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为宪法的精神所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触犯。”[23]而一旦政府如《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风波中试图以白色恐怖和政治暴力侵犯公共空间和其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便会做出一定的反弹以捍卫空间。理论上讲，以法律等方式可以划定政治权威的施行界限，保证其无法介入这一公共空间。但台湾社会的总体环境使自由主义思想和知识分子与拥护政府紧密连接。整个《自由中国》实际上默认知识分子需要拥护政府、保卫国家共同体的利益，毛子水则是将这一义务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来。原本社会公共空间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多少有一定的对抗性，而毛子水则试图将这种对抗性也纳入基本义务之中，批评那些怪罪政府不民主不自由的青年对实际的政治没有很好的经验，对政府的规谏和对舆论的要求都落脚于谋国家的生存和幸福。这使公共空间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暧昧。之所以肯定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是因为它们有益于国家。自由主义的价值不再是神圣的、不可让渡的，而可能是从属的，从属于巩固国家和拥护政府的义务。而在自由主义本身的价值没有被明确的论述之前就默认它应该为国家服务，很容易使它成为权威国家的牺牲品。而所谓宽容作为一种道德性的要求，无法提供政府越界后的实质惩罚，很难真的改变政府。政治权力固然不可无故介入公共空间，但是一旦空间中的自由主义者被扣上了颠覆政府的帽子，政治权力便能以此为借口腐蚀舆论的范围，无形限制空间内的自由。正如政府高层中很早就开始流传不利于《自由中国》和雷震的言论，甚至有蒋经国公开震怒的消息，将雷震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如果政府力量极其强大而难以限制，无所凭借的公共空间只能自我收缩以保全。或许它还拥有不受政府直接干涉的消极自由，但其主动发言和批判的积极自由显然会大打折扣。自由民主也许是向上的谏言，但却不一定是普通个人可以没有顾虑而践行的原则。国民政府在台湾内部事务上恰以威权和强力维持政权和秩序的巩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以内战状态和反共复国目标为由冻结公民集会结社游行和出版自由权。对共产分子、左翼学生、开明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的白色恐怖式肃清恰恰以《检肃匪谍条例》为依据。国家权力向舆论空间的扩张和对自由的干涉恰建立在维护共同体稳定安全的借口上。正因如此，后期《自由中国》年轻编辑的勇敢发声和组党抗争显得难能可贵。而如毛子水一般既坚守共同体巩固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又肯定自由主义理念价值，看似中立，无形上是以向政府或国家和反攻复国任务的妥协和让步为代价。
1 雷震：《雷震全集》第33册，雷震1951年日记，傅正主编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89年3月1日，第112页。2 同50。3同50。4 万丽娟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 胡适雷震往來书信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12，第23页。5 雷震：《雷震全集》第33册，雷震1951年日记，傅正主编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89年3月1日，第158页。6 同56。7 雷震：《雷震全集》第35册，雷震1953-1954年日记，傅正主编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89年3月1日，第131-132页。8 雷震：《雷震全集》第38册，雷震1955-1956年日记，傅正主编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89年3月1日，第322页。9雷震：《雷震全集》第39册，雷震1957-1958年日记，傅正主编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89年3月1日，第33页。10雷震：《雷震全集》第39册，雷震1957-1958年日记，傅正主编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89年3月1日，第17页。11 同63。12 同63。13毛子水：《<容忍与自由>书后》，《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七期，1959.4。14毛子水：《为民主和自由解惑》，《自由中国》第十三卷，第五期，1959.3。15 同67。16毛子水：《本刊第三年的开始》，《自由中国》第五卷第十期，1951.11。17 毛子水：《对国民党七全大会的期望》，《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1952.10。18同67。19傅正著，潘光哲编：《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52） 2011，第100页。20 雷震：《雷震全集》第40册，雷震1959-1960年日记，傅正主编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89年3月1日，第394页。21 毛子水：《<自由中国>十周年感言》，《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1959.11。22 毛子水：《我所知道的胡適之先生》，《自由青年》第十九卷第八期，1958.4。23 毛子水：《综核名实和政治》，《自由中国》第六卷第一期

评阅意见

        毛子水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学者与活动家，但对他的研究很少，对他49年后在台湾的情况关注尤其少。面对这一研究现状，郑鑫同学选择以毛子水在49年后台湾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活动为研究对象，特别关注他与《自由中国》杂志及相关人等的纠葛，将毛子水放在“主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中把握他的思想与活动，搜罗史料甚勤，对史料的分析也有一定深度，特别着重于探讨49年后新的政治与文化语境对毛子水思想与活动的影响。整个文章主题与结构匹配较好，行文有分寸感，对历史的多面性与多义性有一定关照，显示了作者具有不错的驾驭复杂历史问题的能力。当然，自由主义涉及的理论与历史背景相当复杂，限于学力，作者对这一背景的把握仍有可提高之处；对具体人物关系与历史脉络的处理，也可以更加细腻。        总体而言，这是一篇优秀的本科学年论文。

版：曲宇蒙历史学院本科教学新媒体团队出品